朱都头向着黄队长汇报了他通过江湖人士得到的情报，结果和自己派出的细作得到的情报差不多。
黄祖队长还是很高兴，至少他们从侧面证明了自己的情报真实性。
江湖人士嘛，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知道如何观察正确的军情，只凭借眼睛看到的现象来说话，没有什么数据上的说服力------不过当旁证还是不错的。
鞑靼大军开始蠢蠢欲动了。
黄祖队长对朱都头说：“他们只靠着抢劫来维持------莫不如说，仅比流寇大一些规模罢了！”
朱都头表面上不得不点头认可，但是心里却想，他们可比流寇强大太多了，也只有流求卫队的人敢这样认为。
大宋时期，确实发生过几次较有影响力的群体性事件。
不过规模都不算太大------大宋太宗时发生了李顺、王小波起义，涉及范围不过四川一省，参加人数最多时只有几万人，持续时间才两年；徽宗时发生了方腊、宋江起义，方腊起义还算有点规模，宋江起义甚至连起义都称不上，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四处抢掠的的流寇；高宗时发生的钟相、杨么起义，活动范围只在洞庭湖周边，因为靠着水泊的原因，坚持时间长一点，也不过五六年！
这几次群体性事件无论从起义规模、涉及范围、持续时间和历史影响都无法和上面那些大规模民间百姓起义反抗的战争相比，甚至连后世的清朝中叶发生白莲教、天理教起义都比不上。
这里是有原因的。
一个王朝到了末期，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腐朽黑暗，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各利益集团，为争取权力相互倾轧，宫廷斗争加剧，政局不稳，政府对国家的掌控能力大大降低，即使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实施的改革或调整措施，也往往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或反对而无法实施或半途而废。
表现在经济生活上，那就是一切出路的堵死化，上升空间的板结化，当民间的经济自由发展程度降低，也就是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上升道路时，各个阶层的民众根本无法晋级后，总有一部分人选择了非秩序性发展，从而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大规模性发生。
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统治阶级日益娇奢淫逸，靡靡之风盛行，而百姓则怨声载道，各种流言、谶语满天飞，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啦，“十八子为帝”啦，这样的流言、谶语越传越广，越编越神，老百姓就会认为这个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的舆论氛围形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家也会蠢蠢欲动……
到了这个时候，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内因可以说完全具备了，就是史书上常说的“普天之下堆满了干柴”，但这时不一定就会立即着火，还需要那么一点点火星。
这个火星就是外因，具体讲就是能促发群体性事件的偶然事件。
能够成为外因的因素有很多。
天灾、兵祸和其它偶然事件都有可能，但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就一定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出现的天灾就可能因为政府救助及时或处置得当而化解；为制止外族侵略而进行的战争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一般都不至于引起太大的民怨。
说那些偶然事件成为导火索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发生的时机要恰当，把所有的穷人都逼上了绝路，想不造反都不行；二是统治集团处置不当，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无法收拾；三是要有杰出的组织者和号召者，这个人必须要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并且要有勇气和领导能力。
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几个条件，偶然事件就能形成了促使群体性事件的外因，若是内因和外因都有了，熊熊烈火就迅速蔓延起来。
前文说过，大宋一朝在300多年的统治中基本避免了大规模的民众群体性。
首先是宋朝统治结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因而相对其它王朝来说，皇权较弱，士大夫阶层有很大发言权，宋太祖还制定了不杀大臣的祖训，并一直被以后任皇帝遵守，士大夫阶层对政府的认同感非常强，统治基础扩大了，政治上就比较稳定，统治集团内部不会产生激烈的斗争，对人民的影响相对就很小，有宋一代从未发生过大的政变就是明证。
第二是宋朝的经济政策。
还是那句评价，它是历史上唯一的不以重农抑商为国策的王朝，反而由上到下鼓励商业的发展。
一方面，宋朝工商业十分发达，在自由发展时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国家对农业的依赖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可以谋生的渠道多了，农民收入多样化了，对土地的依赖也就降低了，这就是宋朝从未实行抑制土地兼并政策的根本原因。
还有，在鼓励工商政策的驱动下，经济、科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社会下层的生活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史书上也从未有关于宋朝出现大批人饿死的记载，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第三是宋朝的养兵政策。宋太祖对群体性起义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农民起义都是由流民引发的，所以他特别关注流民问题，在制定其它政策的同时，也对前代的兵役制度做了重大修改，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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