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马铮再一次体验到了日本人的可怕，日本人的扩张野心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更是发自于内心和血液！
这或许就是日本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大和魂”吧，这似乎更像是日本的国民精神，自律却又充满侵略性。
而这样的精神发源于日本的历史，已经融入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血液之中。
实际上，日本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来自何方，在渺茫的传说和编造的故事中早已不可追寻。
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公元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开始了一股向日本持续且不断增长的移民流动。移民主要由蒙古人构成，他们沿着朝鲜半岛而下，渡过海峡，登上这个位于东亚尽头的火山密布的列岛。
因为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观点，地理上与世隔绝，同时在政治上也常常处于孤立状态，日本人也许在全世界的主要民族中是单一性最强的一个民族。
尽管早期的德川幕府用尽了一切的心机和手段，想要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压制和封锁，使它保持孤立状态。
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孤立，还要孤立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
但是这种状态是难以永久维持的，就在1853年的6月5日，当四艘美国战舰出现在江户湾时，日本的闭关政策就宣告结束了。
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将骨子里那种善于学习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度，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这一切的改变还要得益于一个英明君主——明治天皇！
作为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明治于15岁时登基。在他在位的45年内，日本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的风格在明治天皇登基的第一年中就建立起来，就在这一年，天皇在他的《五条誓文》中宣布了要改造日本，决定它的命运：“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矗”
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现在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各种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模式。
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学习西方的方法，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教师、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指导职务。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
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所小学。
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
在日本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发表了一个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圣的法令地位，将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争结束。
另一道《教育敕语》要人民“永远忠诚虔敬地团结在一起”，号召天皇的臣民们要“增进大众的福祉，增进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
然后就是强烈地劝勉，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诏书中说道：“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种诏书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会忘在一边。
然而在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教育敕语》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写有这些神圣词句的纸卷儿，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
有的校长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就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
这种事例确确实实地存在，比如说发生火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抢救，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诏书，这种情况就更加不用说了。
整个学校课程的设置都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心为目的，而爱国心又集中在天皇身上。课程中包括道德课。
崇敬自然神迹的古代神道退隐下去，而由日本国家和天皇占据优先地位的好战的现代神道教则在道德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在文部省制定的规则中，将历史教育的目标规定为“为了使儿童们理解帝国的基本特征，并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同样地，进行地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灌输热爱国家的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们还被教导说，在集会中，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目光向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
而且，老师们每天都要问男学生们：“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地回答：“为天皇而死!
最终，他们中间将会有上百万的人实现这一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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