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经过中国軍队和晋商的掌握之后，资本更雄厚的中国商人集团又获得了使用西伯利亚水道贸易的权力，现在中国商队可以直接进入莫斯科进行贸易。
从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都有天然河流可以利用，运输费用相当低廉，虽说速度相对缓慢，可跟中国的大运河相比，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京杭大运河在明清时期的经济规模，现在迅速在中俄之间复制。
中俄贸易迅速从拿破仑战争之前的500万两级别，两年内扩张到1000万两，又一年半就又翻了一番达到了2000万两。俄国人此时发现，尽管放开了白银出口禁令，但是俄国的贵金属并没有外流，因为俄国扩大的贸易量，主要是转口贸易，结果流入中国的白银，通过贸易，俄国反而赚到了更多的银子。
大量茶叶、大黄、高端纺织品通过俄国陆路运输转口波罗的海和中东欧地区，甚至往南销售到黑海沿岸的奥斯曼帝国周边，甚至在地中海都很有市场。
由于陆路运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俄国运输商品的成本虽然比海运要高一些，可是质量更有保证，许多不耐潮湿的商品，显然俄国转口货比英国转口货更好，比如俄国来的商队茶和大黄，都是优质品的代名词。
俄国人也从持续扩大的贸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更需要维持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当然最主要还是跟中国打了一场，知道这是一个比拿破仑底气更厚的对手，跟中国正面冲突的话，可以耗死积贫积弱的俄国。
所以俄国开始一路向西，但忽视了中亚方向后，给了另一个对手悄然崛起的机会。
在中国夺取了哈萨克草原之后，嘉庆盘踞的费尔干纳盆地跟俄国本土隔绝开来，少了来自俄国的援助，当然让嘉庆政权感到不便，但同时他们的行动也不再受制于俄国的限制。
由于再次败于中国，不得不从伊犁撤退，导致嘉庆的威望急剧下降，八旗各股势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回部八旗和浩罕八旗同为回教文化，内部的反叛力量以宗教为纽带联合起来，对嘉庆政权发起了内部挑战，开始压制蒙古八旗和汉八旗。
嘉庆这个人十分善于隐忍，默认了回部八旗和浩汉八旗的割据状态，任由这两部占据了费尔干那盆地最好的草场。但嘉庆始终利用手中文官的力量，掌控了农耕作业的汉八旗，并且通过汉八旗的农耕收入补贴蒙古八旗，将蒙汉八旗掌握在自己手中。
隐忍了三年，终于等到了机会。
回部和浩罕八旗迁居费尔干纳盆地之后，开始恢复过去的游牧文化，开始跟周边游牧部落产生冲突，主要是在锡尔河流域跟布哈拉汗国冲突很大，终于他们决定向持续衰落的布哈拉汗国发起攻击。
嘉庆支持回部和浩汉八旗的行动，提供了大量粮草支持，可就在他们跟布哈拉汗国主力决战的时候，嘉庆突然以蒙汉八旗的力量，向后方的回部和浩汉八旗牧地发动了攻势，对留在后方的宗教领袖们进行了清洗，前方回浩八旗大乱，仓促之下回军一击，结果败于汉军步枪方阵和蒙古骑兵的联合作战之下。
经过这次政变式的洗礼，嘉庆重新掌控回部和浩罕八旗，同时按照他的方式对两旗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和重组。依然是重新划分牧区，严禁游牧。并且彻底的废除了其内部自成一体的宗教组织，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官僚机构。
为了满足回部底层百姓的宗教文化，嘉庆并没有强行改变他们的宗教，而是对宗教进行了绝对的掌控，宗教成为他控制回部的一个工具。旧有的宗教组织完全消灭，然后向其各部派遣官员，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在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管理下活动，而不是由过去的各种宗教领袖来主导，官员就是宗教组织者，官府就是唯一的宗教权力中心。
于是，政合教一了！
而且对回部的控制极其严密，推行中国乡村的保甲制度，采用传统的《十家牌法》，这是明朝王阳明制定出来的政策，是保甲制度的总结和完善。每十户发一张十家牌，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籍贯、职业，轮流巡查。一家隐匿盗贼，其余九家连坐。如有人口变动，需向官府申报，不然被认定为黑户。
此举极大的打击了回部势力以宗教为纽带对官府的抵抗，首次用政治手段降服了这个宗教，也只有政治力量最强势的中国文化，才有对其他各种力量绝对掌控的经验和动机。
通过十家牌法，几乎对当地回部完成了编户齐民的传统行政管理，稳定了回部和浩汉八旗之后，嘉庆开始对外扩张。
早在中国和俄国人战争的时候，他就已经趁着哈萨克南部权力真空，跟大中小玉兹建立了联系，通过会盟的形势，得到了对方的支持。将势力推进到了哈萨克南部地区，但中国跟俄国战争结束之后，他主动跟中国谈判，中国政府对哈萨克南部的沙漠兴趣不大，跟满清以楚河为界，楚河以南的莫因库姆沙漠划归了满清疆域。
跟中国划清疆界之后，嘉庆没有了后顾之忧，马上就发动了对布哈拉汗国的战争。双方之前的战争状态有了新的变化，之前是以嘉庆的名义，由回部和浩罕八旗两部内部割据的势力跟布哈拉汗国的战争，但由于嘉庆对回部、浩罕的内部清洗，许多前线的回部、浩罕軍队直接投降了布哈拉汗国，嘉庆要求布哈拉汗国归还逃人，对方拒绝，结果引起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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