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耕地减少的结果。耕地之所以减少，主要又是大规模的战乱导致水利设施被摧毁所致。后世考古学家经过挖掘，发现两河流域的水利设施废弃的程度，跟两次战争紧密联系，一次是阿拉柏征服，一次是蒙古西征。于是有一些书籍干脆这样直接描写蒙古人的西征，“蒙古人全面破坏两河流域的水利设施，至巴比伦时期就在发挥作用的灌溉系统被毁于一旦；他们还引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进城，整个城市被洪水淹没，即使有个别跺起来的人也被淹死；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巴格达被彻底毁灭！”
这些书籍的结论大致正确，但过于情绪化。事实上不管是阿拉柏人，还是蒙古人，都没有刻意去摧毁这些水利设施，因为完全没有动机。不管是阿拉柏人，还是蒙古人，后来都在这里建立过稳定的政权，他们只是没有修复的动机和修复的技术能力罢了。
由于两河流域在蒙古建立旭烈兀汗国之后，就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导致水利设施基本上荒废了。许多原本可以灌溉的良田成了荒漠，原本的肥沃土地变成了绿草茵茵的草场。原本辛勤的古巴比伦人，变成了贝都因牧民。
奥斯曼统治时期，也没有改变阿拉柏牧民在这里生活和统治的现状，结果导致这里的农业一直没有恢复到波斯帝国甚至古巴比伦时代的盛况。
满清不一样，他是一个汉化很深的政权，历代皇帝，包括现在的道光，都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对农耕的重视，远超过游牧。对他们来说，耕地才是财富的来源，那些牧民只不过是需要安抚的藩属。
所以满清在十几年前，占领底格里斯河以东地区后，就开始着手恢复和修建新的水利设施。将大片荒漠和草场重新开发成了肥美的良田，将汉八旗和波斯八旗两个农耕族群大量迁居到这里。
原本的阿拉柏人呢？
这些部落民都被编入回部八旗，大多数迁居到了中亚草原和波斯高原上，初衷一开始并不是要夺取他们的土地。主要还是无法控制这些宗教氛围太过浓厚的部落，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道光才选择了迁徙这个代价高昂的政策。占领整个两河流域之后，这套迁移政策继续执行，因为道光已经确信只有把这些贝都因人打散安置到中亚腹地去，才能够让他们老老实实生活，而不会受到来自奥斯曼帝国或者大马士革等地的宗教势力的蛊惑。
迁徙就会遇到反抗，反抗的结果就是被镇压。原本就不到五百万的两河居民，完成迁徙之后，只有四百万了，这个迁移的代价，比印第安人西迁代价还大。但迁徙之后，打散了原有的组织，用可靠的官员，而不是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来管理的贝都因人，就开始变得安分起来，甚至成为一支战斗力顽强的部队。
占领了两河流域之后，满清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农业区，他们积存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大量出口。满清的政治比较求稳，他们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足够他们的軍队吃上好几年。
通过将所有统治的民族都八旗化，设置科举选拔的旗官管理，打造出了一个统一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或许没有中国的官僚机构完善，没有欧洲的行政机构专业，但相比过去这一带的游牧部落，效率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大大提高的行政效率，意味着动员能力的加强。
占领两河流域之后，满清治下的人口达到了2000万人，其中适合当兵的丁口数量就高达200到300万人，以他们的动员能力，如果不考虑物资补给等问题的话，动员100万人并不困难。
在军事技术上，跟奥斯曼帝国和西方軍队接触过之后，满清的军事制度更加西化。完成了又一轮军事改革，开办了自己的军校，打造了完善的军工体系。基本上就跟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相似，虽然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面落后，唯独军事不落后。
这样一个国家，又跟中国西部接壤，实在是太值得拉拢了。
英国外交官在活动，中国外交官也在活动，因为这是关乎一个百万大军的敌我关系，如果能拉拢到满清帝国，己方就凭空多了一百万大军的战力，如果让敌人拉拢过去，就凭空多了一百万大军的敌人，一加一减相当于两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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