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对儿媳妇提出的要求一概不答应。
要么俄国对等的开放国内市场，要么对俄国关闭中国市场，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
不是皇太子不想通过撒钱的方式拉拢俄国，实在是他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跟他爹感觉城市化停滞的忧虑不同，皇太子更担心的是三分之一人口住在城市，跟农村关系越来越远，在朝堂上，还有高官习惯管这些在城里落籍，没有农村跟脚的人叫流民。
流民，在统治者眼中，永远是不安定因素。现在这种不安定因素有两亿人，这让皇太子如何能过的踏实。
城市化停滞的原因，可观上来讲，还是生产力开始过剩，中国的工业生产，已经满足了中国的需求，如果不能给广大工人提供生计，两亿人的生存压力，能够撕碎任何帝国。
这几年城市里的治安持续恶化，帮会之间的火并，工人霸占工厂等等。跟西方不同，虽然法律中也有保护私产的内容，但面对这种大规模群体事件，还是有法不责众的情况。
尤其是皇太子执政后，对这些群体性事件，没有他爹那么有魄力。主要是他缺乏威望，面对同一件事情，周琅可以强硬，他不敢。因为他做就会出事，好比同样的统治制度，秦始皇时代就是铁桶江山，到了秦二世手里，就会天下大乱。
因此在面对工人霸占工厂这种事件，官府往往不会上升到叛乱高度，不敢像以前那样，将为首者流放，而是由地方官出面，采取和稀泥态度，让资本家做出损失，逼迫商人让步，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等。但这治标不治本，缓和了劳资矛盾，但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反而让大量资本家经营陷入困境，尤其是棉纺织工业、皮革工业、运输业等低端产业，许多工厂在看到持续亏损的情况后，降低工资，工人摆工，官府也不支持，所幸关闭工厂。有的资本家将资本投入其他领域，比如房地产，金融业等。有的资本家则输出资本，他们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投资，纺纱厂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迁入公司统治下的印度，甚至迁入日本。
日本的商船开始越来越活跃的出现在中国港口，不但做中日贸易，还做中国国内贸易，他们在中国国内做转口，利用更加低廉的日本工人，让中国航运业经营困难。日本和印度棉纱，让大量纺纱女工失业。女人不会造反，但大量日本航运公司的经营，则让中国的码头工人失业，让水手失业，这些人没什么专业技能，受教育程度低，只能靠出卖最廉价的劳动力为生。
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困难，东家如果降低工资，他们就生计艰难，所以在帮会、工会的带领下，跟资本家开始做斗争，但不降低工资，资本家就经营不下去，只能关闭工厂、货栈。结果工人大量失业。
如果按照经济学来解释，这是产业发展到了新阶段，开始要求向更高层面攀登，然后高新产业取代落后产业，落后产业向外转移。但带来的是巨大的社会问题，后世在中国冲击下，连欧美这些发达国家都很痛苦，更何况现在的中国。
工会、帮会们很快就发现，他们逼迫资本家是没用的，官府迫于压力只能支持他们，资本家反而成了弱势群体，动辄在帮会开的香堂上痛哭流涕，被逼的跳河的小工厂主频频出现。官府认识到，像过去那样，一味的逼迫商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大商业公司也不是那么容易压迫的，他们开始雇佣文人帮他们摇旗呐喊，通过舆论向官府施压。认为是过于宽厚的关税政策，让中国工商业凋敝，最后让穷人生计困难。
而且工商业集团，也终于开始了呼吁建立议会等西方制度的声音，当然还是通过一批御用文人在摇旗呐喊，这些文人未必就是拿钱办事，他们很多是真的抱有这种思想，认为西方那一套制度更加公平，但能让他们的声音刊登在报纸上，这却是受到资本势力控制的。只要他们的思想符合资本的需求，资本控制的报纸就会大肆报道，甚至帮他们买版面。
商业势力开始向官府要权，底层民众开始向官府要生计，这些都逼迫皇太子不得不做出改变，他身边的工商业顾问也告诉他，除非一些西方国家愿意开放市场，否则中国商品很难扩大出口，国内已经饱和，养活不了更多的人，长此以往必然出现动乱。
于是皇太子开始采取强力措施，一改过去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政策，开始大力挖掘国际市场的潜力。
对外宣传上，也统一口径，就是为小民找生计，借此平息越来越严重的劳资对立问题，以及因为这些问题，开始转移到官府身上的民怨。
尽管谁也不敢保证逼迫外国开放市场，能对中国产业有多大的改善，但至少可以画一个大饼，告诉大家，只要国外开放了市场，中国市面行情就会好转，大家就都有活干，有饭吃了，让贫苦百姓有一个盼头。也让老百姓看到官府是在做事的，让他们对官府的怨念平息。
所以哪怕是自己儿媳妇执政的俄国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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